西林觉罗·鄂尔泰

西林觉罗·鄂尔泰（1680年3月10日—1745年11月5日），字毅庵，满洲镶蓝旗人，清代官员。

鄂尔泰祖上世居汪钦（今辽宁新宾县东），努尔哈赤起兵后，他的高祖屯泰率七村族人归附，被授牛录额真（即佐领）；曾祖图扪跟随皇太极参加大凌河之战，在战中阵亡；祖父图彦突曾任参领兼户部郎中，在顺治元年（1644年）入京时去世。当时，鄂尔泰的父亲鄂拜年仅两岁，没能世袭职位。

鄂尔泰出生在康熙十九年（1680年），他六岁入学，自幼熟读四书五经，八岁时开始作文、练习书法。鄂尔泰十六岁应童子试，第二年考中秀才，十九岁时补廪膳生，二十岁时在顺天乡试中考中举人。康熙三十九年（1700年），鄂尔泰袭佐领世职，任三等侍卫。他每次入值时都会带一本书阅读，数年之后即贯通经义。康熙五十五年（1716年），康熙帝御试词林，鄂尔泰也写了一卷，呈送给康熙帝。康熙帝阅览后对其赞叹不已，令其出任内务府慎刑司员外郎。任职期间，雍亲王胤禛想要见他，但鄂尔泰以“皇子不可交结外臣”为由，婉言谢绝。他的此举反而得到了胤禛的赏识，胤禛继位后，鄂尔泰得到重用。

雍正元年（1723年）正月，鄂尔泰被任命为云南乡试副主考。期间，他针对当时科场多弊的风气，特地张贴文告，严格约束随员，防止他们受贿作奸，并严厉打击不遵法度之人。当时，有一位名为许希孔的考生，他的考卷被考官批抹，鄂尔泰却从废卷中将许希孔的卷子又找了出来，并认为许希孔的考卷应该名列第一。

五月，鄂尔泰被越级提升为江苏布政使。上任后，他经过明察暗访，颁布了一系列切中时弊的条约，如“禁唆讼”“禁赌博”“禁土豪”等。雍正三年（1725年）五月，因苏松地区一直存在有田无粮的现象，导致官民皆困，鄂尔泰奏请蠲免被允准，免除浮粮四百五十万石。当时，江南地区，尤其是苏州，有不法分子横行乡里，拐骗、买卖少女的活动猖獗，鄂尔泰经过秘密查访，将犯罪分子从重治罪。赈济灾荒期间，鄂尔泰严惩赈灾过程中中饱私囊之人，并将自己所得的一万六千余两公使银全部捐出，购买谷物三万三千四百余石，分别贮藏在苏州、松江、常州三府，以备赈贷。此外，鄂尔泰还捐俸重新修葺了苏州紫阳书院，并访请馆师培养人才；他在书院建造了春风亭，闲暇时与文人学士互相唱和，并将诗文辑录为《南邦黎献集》。

雍正三年（1725年）八月，鄂尔泰被任命为广西巡抚，赴任途中，又改任为云南巡抚，并管理云贵总督事，名义上的云贵总督杨名时只管理云南巡抚事。雍正四年（1726年）二月，鄂尔泰到云南时，恰逢与云南比邻的四川东川、乌蒙、镇雄土司为争夺地盘而互相攻杀。东川府虽早在康熙三十一年（1692年）已实行改土归流，但徒具虚名。三月，鄂尔泰奏请把东川划归云南，雍正批准后，他立即派兵进驻东川，将被土目盘踞的巧家营等六营地方俱改为流官管辖，随后，他又奏请让马龙州知州黄世杰为新任东川知府。

早在雍正三年，云贵总督高其倬经奏准，在广顺州长砦等仲家人（即布依族）居住区建设营房，但遭到当地居民的反抗。雍正四年（1726年）春，仲家人聚众烧毁营房。鄂尔泰经奏准调兵进攻长砦，事定后设立长砦厅（今长顺县）。同年六月，鄂尔泰擒拿了“积恶土官”云南镇沅土知府刀瀚、沾益土知州安于蕃，在其地分设镇沅州（今镇沅县）、沾益州（今沾益县）。接着，与镇沅比邻的者乐长官司属民控告长官刀联斗为害地方，鄂尔泰派兵前往质审。刀联斗为免除一死，主动交出印信，改士归流。

在对东川、镇沅、沾益、者乐甸等地改土归流完成后，鄂尔泰于九月进一步向清廷提出在云南、贵州全面推行改土归流，并提出“计擒为上策，兵剿为下策，令自投献为上策，勒令投献为下策”的方针。雍正接到鄂尔泰的上疏后，实授其为云贵总督，兼兵部尚书，以便于他放手行事。同年冬，因乌蒙土官禄万钟屡次攻掠东川府，镇雄土知府陇庆侯助之为恶，鄂尔泰派兵征讨，之后设乌蒙府（后改称昭通府）和镇雄州（今镇雄县）。鄂尔泰也因功被授予骑都尉世职。

此前对长砦用兵时，曾有苗人头目逃往广西泗城土府。乌蒙、镇雄改流以后，土知府岑映宸常常率领土兵震慑彝民，鄂尔泰经奏准，准备对泗城用兵，岑映宸听说后，主动交出印信号纸投降。雍正五年（1727年），鄂尔泰将投降的广西泗城土府的辖地一部分划归贵州，设立永丰州（今贞丰布依族苗族自治县），一部分设泗城府（治所为今广西凌云县）。雍正六年（1728年），鄂尔泰又完成了对云南江内地区、黔东南古州的改土归流。同年，雍正帝见广西吏治营务废驰，令提督以下官员，悉听鄂尔泰节制调度，随后又授鄂尔泰为云南、贵州、广西三省总督。

雍正七年（1729年）正月，鄂尔泰以经理苗疆有功，被超授为三等阿思哈尼哈番；二月，赐银四万两；十月，加少保，并追封三代。不久，乌蒙突然发生变故：乌蒙改土归流时，土目禄鼎坤被鄂尔泰奏授河南参将，其子万福、万富因长时间得不到父亲的消息，误以为父亲被杀，因此于八年八月聚众叛乱，杀死了总兵刘起元。鄂尔泰派云贵官兵前往镇压，四个月后，叛乱被平息。

雍正九年（1731年）十月，鄂尔泰被诏回京。行前，他将所藏的《古今图书集成》《太平御览》等经史子集各类书两万余卷，留贮昆明五华书院。

雍正十年（1732年）正月，鄂尔泰被任为保和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，位居首辅；二月晋封一等伯爵；四月署镶黄旗满洲都统。当时，清政府正对准噶尔用兵，鄂尔泰奉命赴陕甘前线督师，期间，他在当地大兴屯田。原本，在对准噶尔的问题上，鄂尔泰向来是主战派，但到陕甘后，经过对战局的分析，他改变了主意，回京复命时，他正式向雍正建议停止用兵。雍正见师久无功，便采纳了他的建议，后来罢兵议和。十月，鄂尔泰充任四朝国史、八旗志书馆总裁，署吏部事。

雍正十三年（1735年）二月，黔东南古州爆发了苗民反清起义，抚定苗疆大臣张照等人，把此事归咎于以前鄂尔泰在这里进行的设官建制。鄂尔泰以筹划未周向雍正请罪，请求罢斥削爵。雍正宣布削其伯爵，但仍命他同果亲王允礼、皇四子弘历、大学士张廷玉等共同处理苗疆事务。

八月，雍正帝病重，鄂尔泰以大学士的身份与庄亲王允禄、果亲王允礼、大学士张廷玉、内大臣丰盛额、讷亲、海望同时被任为顾命大臣。雍正帝去世后，弘历继位，任命鄂尔泰为辅政大臣，后又授一等轻车都尉，并晋封子爵。乾隆元年（1737年），鄂尔泰被加封为三代保和殿大学士。乾隆二年（1737年）十一月，在取消总理事务王大臣、恢复军机处以后，鄂尔泰任军机大臣兼理侍卫内大臣，并被晋封为三等伯，赐号襄勤；乾隆三年（1738年），兼议政大臣；乾隆四年（1739年），加太保；乾隆八年（1743年）六月，管理理藩院事务，十二月，兼翰林院掌院学士。期间，鄂尔泰还曾多次担任会师主考官。但鄂尔泰也曾和张廷玉在朝中各结朋党，并因此受到乾隆帝的告诫。

乾隆十年（1745年）正月，鄂尔泰病重，乾隆亲往探视，并加封其为太傅，以示恩宠。鄂尔泰死后，乾隆辍朝三日，亲临丧所致祭，并赐谥文端，令其配享太庙，入贤良祠。但鄂尔泰去世十年之后，因其侄鄂昌与门生胡中藻逆诗案牵连，被撤出贤良祠。

鄂尔泰著有《西林遗稿》。雍正帝编著的《朱批谕旨》收有《鄂尔泰奏折》，汇集了他在云贵广西总督任上的奏疏。此外，鄂尔泰还喜欢诗歌，但他一生长期担当重任，不像文人那样专意为诗；鄂尔泰有《听姜客弹琴》《赠方望溪》《昭陵石马歌恭和御制元韵》《经略北军吊战殁诸将佐》等诗歌遗世。

鄂尔泰对农田水利一贯比较重视。在江苏布政使任上，他考察太湖水利，并准备疏浚吴淞、白茆河，但因离任未能实现。雍正后期，在督巡陕甘时，他规划了屯田事宜。乾隆初年，他巡视直隶河道，条奏开治之法。乾隆四年（1739年），他视察了运河河道。

元朝以来，在云南、贵州、广西、湖南、湖北和四川等省，有二三十个少数民族中存在着土司制度。明朝以来，中央政府在有条件的地方已实行改土归流的政策，到清代雍正时期，大规模改流的条件业已成熟。

鄂尔泰在云、贵、广西三省开展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。从雍正四年（1726年）至九年（1731年），三省有七个土府、六个土州、十多个长官司，以及车里宣慰司江内六版纳，实现了改土归流，使许多少数民族聚居区结束了土司统治的历史。鄂尔泰不仅在改流地方设官建制，还在雍正帝的支持下实施了以下措施：

处置土司。对于土司本人，根据他们对清朝的态度，给予不同的处理。自动交印的，厚加奖赏，给予现任武职或世职；对于顽抗者严行惩罚，没收其大部或全部财产；鄂尔泰还把一部分土司迁徙到东南、中原省份，断绝他们与原领地的联系，以稳定改流地区。

建设镇营。为强化对改流地区的控制，鄂尔泰在改流地区增设绿营军机构、增添驻防军。如在古州、都匀设镇，清水江、丹江分设协营。

改革赋役、田制。在改流地区，鄂尔泰废除了原来土司的苛征暴敛，实行内地的赋税征收办法；没收了土司的一部分土地，发给士兵，实行屯田；对土司强买的田地，允许土民按价赎回；在个别地方，准许土民占有土司的部分土地。

鄂尔泰任江苏布政使时，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改革风俗的条约，如“禁唆讼”“禁赌博”“禁土豪”“禁婚嫁逾制”“禁丧葬违礼”“禁势豪”等。他还严禁不法僧尼利用祭祀亡故亲人，盅惑幼女“赤身列坐，以燃肉灯”的行为；禁止耗费钱财、侈糜无度的中秋惰游和不合理的耗尽家财的婚丧费用习俗。

任江苏布政使时，鄂尔泰在苏州重修了紫阳书院，并建春风亭，礼致文士，录其诗文为《南邦黎献集》。在云贵总督任上，鄂尔泰在云南发布《征滇士人入书院教》，建昭通书院，择边民子弟入学，敦请宿儒教诲；后又在昆明改建五华书院，扩大规模，购置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共9945卷贮藏于院中。他还曾主持篡修《云南通志》《贵州通志》等。

在用人上，鄂尔泰认为，“人有强柔短长”，用人要“因材、因地、因事、因时”，即任用官员要人才与职务相适合。在鄂尔泰看来，用人当以能力为旨归，大胆使用人才，对有德无才的人，尽管可以信任，但不可重用，以免妨碍政事；对有缺点的人才，不应因其有才而放纵，而应加强对他的教育与管束，使他的才能发挥出来，防止他品德的缺陷败坏政事；用人的原则是为办好国事，有利于国事的人可任用，于国事不利的人，不管他有何才能，也不能给予官职，即国事第一。

雍正帝曾称赞鄂尔泰为“布政使内第一”，“天赐奇臣。”

乾隆帝曾称鄂尔泰为“国家之柱石”，“文武之仪型。”

白寿彝主编的《中国通史》认为，鄂尔泰“识大局，顾大体”，虽然晚节有疵，但不影响他的大节。

鄂尔泰素来志向远大，但自他二十一岁充任侍卫入仕之后，十多年未遇转机。因为内心悲观，他曾有诗云：“揽镜人将老，开门草未生。”又云：“看来四十犹如此，便到百年已可知。”

鄂尔泰曾屡次训诫家中子弟，要“虚心求理，刻意去私”。他的弟弟鄂尔奇官至户部尚书、步军统领，但喜好奢华。一次，鄂尔泰去鄂尔奇的书斋，刚掀开门帘他就转身离开。鄂尔奇见状，急忙向鄂尔泰询问原因，鄂尔泰责怪他说：“你还记得我们兄弟因为没有房屋居住，而住在祠堂的时光吗？如今刚一得志，屋内陈设就如此奢华，我看很快就要大祸临头了。”鄂尔奇跪在地上哭着请求鄂尔泰让自己改正，鄂尔泰才放过鄂尔奇。后来，鄂尔奇果然获罪。

鄂尔泰任云贵总督的七年，有不少将才出于他的帐下。有一次，鄂尔泰命巡抚张广泗征讨苗民。当时，鄂尔泰开宴奏乐，与张广泗谈笑了一整天，但一直不提用兵之事。到了黄昏时候，张广泗向他请示用兵的策略，鄂尔泰却露出失望的神色，说：“老夫用错人了。若是关于转运粮草准备武器甲胄的问题，应该唯老夫是问，至于前线军情瞬息万变，全靠主将临事处置决断，哪里有预先确定机谋还能打胜仗的？”

除了张广泗之外，被鄂尔泰提拔的还有提督哈元生、将军董芳等。他们本是鄂尔泰家里的幕僚，起初到鄂尔泰家的时候是干洒扫之类的贱役，但后来都成了名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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